为什么清朝宁愿割地赔款求和，也不动员全国召集老百姓和洋人玩命呢？

清朝的军事力量主要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八旗兵原本是清朝建立之初的精锐部队，但到了19世纪中叶，其战斗力已大不如前。绿营兵则主要由汉人组成，其数量庞大，理论上具备一定的战斗潜力。然而，由于长期的腐败和管理不善，这些军队的实际战斗力远远不能满足于有效抵抗外敌的需求。

在面对英国等列强的挑战时，清政府有意识地避免过度依赖汉人军力。团练制度的提出本质上是一种民兵组织形式，由地方自行组织和管理。然而，团练制度也暗藏风险，因为其主要由汉人组成，若汉人武力过于强大，可能会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这种担忧源于清朝对汉人可能的政治野心和独立倾向的忧虑。

道光帝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时，十分清楚英国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利益，而非推翻满清政权。基于这一点，清政府选择了与英国议和的策略。通过谈判，清政府试图尽量减少冲突，以维持其政治稳定。道光帝的这一外交策略，虽然在短期内看似是对外压力的屈服，但也可以视为一种权宜之计，用以保持清朝的统治安全和政治利益。

然而，这种策略的代价是明显的。在国内政治的考虑重于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此外，不愿动员团练及限制其发展的决策，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自我保护机制，即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下保持政权的稳固，哪怕这种稳固是建立在对外屈服的基础之上。

在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期间，清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敌威胁，但其应对措施显得力不从心。清朝政府未能实现全民动员，这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涉及政治、军事及社会多个层面。

首先，清朝的军事结构主要依赖传统的八旗及绿营兵制。这些军队在多年的和平时期逐渐丧失了战斗力，而且多数高级将领并没有现代战争的指挥经验。当英军以先进的火炮和战术登陆中国时，这些传统军队的不足迅速暴露无遗。尽管如此，清朝政府并未将战败归咎于军事体制，反而仍寄希望于这套陈旧的体系能够奏效。

其次，清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巨大。一方面，作为一个由满族领导的政权，清政府在汉族人民中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这种族间的隔阂导致政府难以动员广泛的民众支持其对抗外敌的行动。实际上，清政府更担心民间的反抗和起义，比如稍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这种内部的不稳定迫使政府在资源分配上必须非常谨慎，不能过度依赖民众力量。

此外，清政府的决策层也缺乏将全民动员为战争力量的观念。当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这与同时期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大相径庭，欧洲各国已开始通过民族主义唤起民众的国家认同，而清朝则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这样做。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态度并未有显著变化。尽管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清政府仍选择割地赔款而非全力组织抵抗。政府更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与太平天国的内战，而非动员所有资源对抗外敌。

在19世纪中叶，清朝面临多方面的内外挑战，其中最为严峻的是外敌入侵与国内叛乱。当时的清政府已步入晚期，尽管在统治结构与军事组织上仍保留着传统的特色，但其实力已远不如前。对于晚清的统治者而言，如何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成为首要任务。

首先，从国力与交通状况来看，清朝的基础设施落后，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几乎为零。这当时最快的陆上交通工具仅为马车，这在应对迅速变化的战场情况时，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在面对外敌侵扰时，即使政府意图调动远地的兵力，也难以快速完成集结与部署。

其次，论及清朝的民兵组织，团练的利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团练是清朝地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由地方士绅组织的民间武装，本质上是一种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历史上，如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咸丰皇帝曾经依赖这种地方力量以抗击叛乱。团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应对小规模冲突的可能，但它们的训练水平、装备情况及战斗力与正规军相比普遍较低。

然而，依赖团练应对更为严峻的战事或广泛的国内外威胁，则显得力不从心。清朝的团练虽具备一定的地方防御功能，但在组织纪律、战术应对上不足以面对更加专业化的正规军队。此外，团练多依附于地方官僚和地方利益。